中联国兴书画院安徽分院

任何一种建筑形式的形成，最初都是从实用功能开始，由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形式。徽州古建筑也不例外。

一、皖南山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

徽州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新安江流域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链接：在新安江中游浙江省建德的乌龟洞曾发现5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秦统一天下后，迁徙大批越人于山区，徽州也成为古越人的迁徙聚居地，因处于崇山峻岭中，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山越”。山越人时期的居住形式，现在虽然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从浙江河姆渡文化现象，以及从适应山区生活的实用功能出发来推断，采取的应是“杆栏式”一类的建筑。

明代的徽州古建筑仍保留有“杆栏式”建筑的特征，楼下矮小，楼厅宽敞，楼上厅室作为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场所。后来，随着砖墙防护的安全性和排水系统的通畅，以及室内木板装修的防潮作用明显，徽州民居的建筑才逐步演变为楼下高大宽敞、楼上简易的形式。这种演变，到清乾隆时期基本完成。这是对徽州明、清古建筑断代的主要依据之一，当然，建筑工艺不可能由于朝代的更迭而骤然转换，清代早期建筑还是延续了明代的基本做法。（链接：明、清建筑断代的其他依据还有：明代屋柱常做成具有优美轮廓线的梭柱形，屋柱与石柱础之间垫有“木櫍”，也就是一块木头垫片。清代做法不再垫“木櫍”，而是在屋柱与柱础接触处开出利于通气的小木槽，以防止屋柱基部因受潮湿而霉变腐烂。）

徽州古建筑外观特色之一的白色石灰粉墙，也是由于皖南山区的潮湿度所导致的，是出于防潮功能的需要。石灰粉墙，可以大量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保持建筑物墙体的干燥度，使墙体不致于因梅雨季节雨水的冲刷而坍塌。

二、山区丰富的木、石建筑材料条件

徽州多山，林木资源丰富，为木构架形式房屋提供了优良的建筑材料。不但徽州本地建筑在木材应用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木材资源还成为徽州人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山多石材也多。历史上许多从外地迁来徽州定居的人首先要看地形、环境、水流，此外，还要看建筑材料。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始迁祖胡士良在相中了西递“山多拱秀、水势西流、土地肥沃、泉水甘甜”之外，还特别发现该地“产青石而如金”。正是西递地方特产黟县青大理石，打造了一个风格独特的西递古村落。

三、徽商创造的富裕经济状况条件

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这是徽州古代的经济特色。一方面是粮食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山区的土特产品无法与外界交换。这种矛盾，刺激了徽州商业的发展。南宋建都浙江临安以后，徽州因其地利，新安江流域的水运日益活跃起来，徽商也逐步形成势力。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代道光年间的三百余年时间内，是徽商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徽商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徽商财雄势大，显赫一时，在外，对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城镇建设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以致民间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链接：武汉有“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你的腰”的童谣，指的是徽商在汉口最繁华地段买下了大量地产，开发获利，称之为“徽商买断汉口腰”。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不断袭扰东南沿海及内陆一带，芜湖为防御起见，修筑更为牢固的城墙，徽商阮弼独资建设一座城门，因而命名为“弼赋门”。近代上海的地皮大王，就是徽州人常常津津乐道的陈麻皮。）同时，徽商的财富也反哺家乡，营建住宅、祠堂、牌坊、书院等建筑，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影响了建筑的风格。徽商所引发的村镇大规模建设，使徽州古建筑在形式上更具广泛性，功能上更具全面性，装饰上更具艺术性，内涵上更具文化性，将徽州古建筑工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山区封闭社会形态条件

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家族血缘伦理封闭性的双重作用下，徽州呈现出显著的宗法社会形态特点，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得以保存。时至今日，不少古村落仍然古风依旧：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家族谱牒清晰，源流不易混淆。对此，清代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归纳为“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村落的公共建筑大都在族长的主持下进行。族人对宗族的决定必须服从，出钱出力。普通民居无论是形式和规模都不可能超越祠堂等公共建筑。

五、程朱理学下的精神意识条件

徽州自古被誉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这是因为自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理论，而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祖籍都在徽州。（链接：二程有“忠壮公裔”的印章，指明是南北朝时期新安程灵洗的后代。朱熹自称为“新安朱熹”。）所以，徽州人特别推崇朱子，以朱子家礼等理论来管理家族和社会。

六、徽州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条件

徽州自北方中原士族不断迁入后，风俗由朴质趋向文雅，形成了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的局面。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徽州人，科举不第而转入商界，又大大提高了徽商的素质，使徽商被世人称为“儒商”。由于教育的基础扎实，引发出在书法绘画、金石篆刻、音乐戏剧、数学物理等方面，都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才。

文化的发达，丰富了建筑的内容，提高了建筑的艺术水平。如不少古村落都建有书院、文会、文昌阁、魁星阁、文峰塔等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的建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徽州古建筑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由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氛围所影响，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才得以形成的。

徽州古建筑的“三绝”，祠堂、牌坊和民居

祠堂，祠堂是徽州古村落中最宏丽的建筑，是徽州古建筑技术和艺术的代表。徽州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封建宗法制相对较为完备，这对乡村自治也有一定的好处，对当地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尊重祖先是宗法制的首要原则，祠堂的兴建正是为了尊祖，申述报本返始之心，尽子孙的孝情。对一个宗族来说，宗祠是他们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这里议决和进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祠堂是祭祀的圣坛，是维系宗族团聚的纽带，也是正俗教化，宣扬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地方，还是执行家法宗规的场所。徽商致富后，回到家乡，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修缮祠堂，续修宗谱，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大部分祠堂即兴建于徽商鼎盛时期。如徽州区呈坎罗东舒祠、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歙县郑村郑氏宗祠、休宁县溪头三槐堂、婺源县汪口俞氏宗祠、歙县大阜潘氏宗祠、歙县北岸吴氏宗祠等明、清祠堂等，是徽州古祠堂的典型代表。

徽州古祠堂的分类，就型制而论，有从祖先故居演变而来的，有以朱熹家礼为蓝本的，有单独立于居室之外的，还有祭祖于家的。就祠堂与宗族的关系而论，可分为总祠和支祠。如就祠堂建筑而论，则大致有天井式和廊院式两类。

天井式祠堂，其平面、外观、梁架和装饰与徽州“四水归堂”式住宅几乎相同，有些祠堂本来就是住宅。天井式祠堂一般为家祠和较小的支祠，主要有三种：一、祖堂，一般设于楼层明间。二、《家礼》之祠。朱熹《家礼》规定祠立于正寝，设四龛（链接：朱熹《家礼》规定，祭祀只限于高、曾、祖、考四代。）。其型制是：前为门屋，后为寝堂，寝兼作祭祀之所。堂为三间，中设门。元末明初时徽州都如《家礼》之制立祠，这种平面形式与当地“四水归堂”式住宅十分相类。三、故居之祠，即由祖先故居演变而来的祠堂，它在徽州较《家礼》之祠更为普遍，主要祭祀各分迁始祖及各门别祖。这种形式的祠堂不论是子孙以祖先故居为祠，还是按《家礼》祠堂之制兴建，死后以宅为祠，都与住宅类似。天井祠堂由于由住宅演变而来，或原来就是住宅，所以其型制介于住宅与祠堂之间，且更多地接近住宅。这类祠堂大多位于村中，与其它建筑相同。正立面颇简洁，山墙面砌出混水博缝板，从外观上看，与住宅很难区别。祠堂平面与“四水归堂”式住宅相同，仅由于功能不一样，导致天井、堂的比例和尺度有所不同。另外住宅有楼层，祠堂则多为一层，因此在结构、装修等方面两者表现出一些不尽相同的特征。

另一类廊院式祠堂主要是较大型的宗祠和支祠。与徽州“四水归堂”式住宅不同的是，它较多地保留了四合院式建筑的格局，接近廊院古制。徽州廊院式祠堂独立于居室之外，基本部分采用四合院式。祠堂一般一层，由三、四进院落组成，有的横向还有跨院。轴线上有大门，院内有碑亭。过仪门，为第二进大院，甬道达露台、享堂。第三进有天井，寝堂建在高台基上。从仪门到享堂、寝堂以过厢或廊连接。祠堂规模宏大，空间层次丰富，享堂前院尤其宽敞。廊院式祠堂多置于村镇出入要冲或中心地带，与生活空间间隔一合适距离，位置突出，环境优美。祠堂大门前建牌坊或照壁，形成广场。有的祠堂在此处还设有池、桥。祠前的空间序列设计增强了肃穆、敬畏的感觉。廊院式祠堂正立面颇豪华，门屋至清代中期发展成五凤楼形式，有的还在大门前置石狮。祠堂结构、装修做法与当地大型住宅大致相类。只是梁架用材更加硕大，前檐柱还采用木石组合柱（链接：檐柱下方多用高2米左右的石柱，上面接木柱，主要是防止檐口雨天滴下的雨水对木质柱子产生腐蚀伤害。）。除砖雕门楼，木雕梁架外，在栏杆等处还大量使用石雕。一些祠堂在梁枋、檩等构件木地上绘有精致淡雅的包袱彩画。

牌坊，徽州牌坊之多，堪称全国之最。首先是由于徽州素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封建礼教对社会影响特别深；其次是由于徽州建筑文化发达，特别是石雕技术高超；第三则是由于徽商富室称雄江南，建设牌坊的资金容易筹集。据明弘治《徽州府志》所载，徽州在弘治十五年（1502）共有牌坊448座。弘治以后至清末屡有建造，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应该不在少数。明、清两代的古牌坊建筑历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仍有不少留存至今，如歙县徽城大学士坊、歙县棠樾牌坊群、歙县丰口台宪坊、歙县郑村贞白里坊、歙县殷家村殷尚书坊及大司徒坊、黟县西递胡文光刺史坊、休宁县齐云山玉虚宫牌坊等。这遍布徽州城乡的牌坊是徽州文化的缩影和特质的显示，是徽州文化的一种物化象征。牌坊的功能主要有三种：一是门，是建筑群空间序列中第一道大门。如歙县郑村郑氏宗祠的牌坊，歙县昌溪的员工支祠木门坊等。二是纪念性建筑，旌表功德、功名、贞节、孝义等。这类牌坊数量最多。三是桥梁、街衢的标志。如休宁县登封桥坊、歙县郑村贞白里坊、绩溪县城中的中正坊等。徽州现存牌坊大多是石坊，石坊造型往往保留了徽州木构建筑的特点，按其外形可分为柱不出头与柱出头两类，前者又可称为门楼式，后者俗称冲天柱式。各类之中，又因柱数与楼数多寡，分为若干种。

柱不出头石坊始于汉代衡门，所谓衡门，即横木于二柱之端。后世为了防雨，横木上加了楼盖，进而使用斗栱等构件。这类型牌坊主要有四种：二柱无楼、二柱三楼、四柱三楼、四柱五楼。柱出头石坊源于汉代的阀阅，北宋《营造法式》称乌头门，亦称棂星门。这类牌坊有二柱无楼、二柱一楼、二柱三楼、四柱三楼四种。冲天柱式石坊总体比例谐调，造型更趋稳定。屋顶结构及细部处理比门楼式简化，也更富纪念意味，故盛行于明末，至清代已成为徽州石牌坊的建筑模式。除门楼式和冲天柱式两类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石坊出现口字形平面，这种四面体式石坊是石坊造型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明万历十二年（1584）为许国而建的歙县徽城大学士坊，八柱，口字形平面，结构牢固，造型丰满，是徽州牌坊的最杰出代表，体现了徽州古代石牌坊建筑技术、艺术的最高水平。

徽州石牌坊的细部做法颇具时代和地方特征，这主要体现在斗栱、柱枋、屋顶等部位。石牌坊脱胎于木构建筑，早期石坊刻意模仿木斗栱形象，然后逐渐简化，形成栱板（或昂板），正中置花板的基本模式。斗栱的具体构造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雕凿到分块拼装的过程。石坊柱子明中叶以前皆方柱抹角，显示出从正八角柱演变而来的痕迹。明万历以后，抹角逐渐缩小，至清代几乎一式方柱。支托柱子的靠背石是维持石牌坊横向稳定必不可少的构件，徽州石牌坊从屏风托脚的设置中得到启示，在明代早期采用“雕日月卷象鼻格浆腿”的造型支托柱子，明中叶出现以圆雕狮子代替靠背石，明末靠背石开始简化，一般石牌坊仅用素板。早期石坊的上、下额枋作矩形，略呈琴面。明末模仿木构建筑中的月梁，额枋的琴面更高，梁略起拱，梁肩有明显卷杀。明代雀替做法则几乎与木构件相同，清代的雀替已变成一个纯粹的装饰物。石坊早期多悬山屋顶，仿木构的举折作平缓曲线，由一块石板或二块石板拼成，上刻瓦垅、勾头、滴水，下刻檐椽、飞椽。明中叶石牌坊盛行歇山顶，屋面呈折板状，下部檐板坡度很平，上部金板较陡。万历以后，屋顶勾头、滴水之类雕刻全部都省略了。

徽州石牌坊造型之雄伟，构造之精巧已经使人惊叹，而石牌坊雕刻工艺，更是精美绝伦。石牌坊绝大部分都施以仿木构建筑彩画的雕饰，借助表面的凹凸取得光影效果。石牌坊雕刻主要集中在上、下额枋，明间下额枋是最主要的部位，构图分枋心与藻头两部分。雕刻内容早期多花卉鱼鸟，明中叶几乎都是双狮戏珠、凤穿牡丹、麒麟曜日之类。雕刻工艺还施于平板枋及柱子，多作云纹、搭袱等。冲天柱雕云纹、仙鹤。雕刻手法因时代和石材不同而有所变化，明中叶以前石牌坊多用砂岩，质地较软，故雕刻多用高浮雕、圆雕。明末至清，石坊多用沉含砾凝灰岩，民间称茶源石，这是一种火山沉积岩，强度较高，所以雕刻主要为浅浮雕，间施高浮雕。徽州石牌坊雕刻构图严谨，图案典雅，刀法娴熟，线条明快。

位于牌坊正中最上部有一块竖板，称为“圣旨牌”。圣旨牌上不同的字样，标志着牌坊的不同性质和级别。如“宸翰”，说明牌坊横额上的题字是皇帝亲笔。如“御制”，标志着是朝廷出资建造的。如“敕建”，表明是朝廷特别下文件建造的。如“恩荣”，是指经朝廷批准建造的。再如“圣旨”，是说明由地方官员上报后，经朝廷公布建造的。

民居建筑，徽州古民居的主要形式是“四水归堂”，它是中国木构架庭院式住宅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四水归堂”式住宅可看作是干阑式建筑和北方四合院的结合，即用砖石壁体从外包围木构架楼屋的混合构造住宅。四、五千年以前，徽州的先民可能已采用干栏式住宅。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南迁，并带来了北方的建筑文化，因此，四合院式建筑与当地的干阑式建筑开始融合，经长期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地方民居建筑。它保留了干阑式建筑的楼居形式，平面则承袭了受封建宗法制度强烈影响的合院布局，并赋予它程朱理学的教化思想，尊卑有序，内外有别。明、清时期，“四水归堂”式住宅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平面布局、空间处理和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较高水平。徽州古民居普遍存在以下主要特点：

一、平面紧凑

基本形式多作内向矩形，堂、厢房、门屋、廊等基本单元围绕长方形天井形成封闭式内院。

正屋一般面阔三间，中间堂屋为敞厅。堂屋前两侧的廊屋向天井开敞，明末以后或装置槅扇门。大门置于中轴线上，也有经山墙一侧门道进入住宅的。天井是一个进深较浅的窄条形空间，由二、三层房屋围合而成，具有通风、采光、排水、遮阳、交通等功能。天井还具有外在展开性，以其为中心形成的合院，作为一个居住单位，可沿纵、横方向延展成群体。纵向为进，以天井连接，在“凹”形(俗称“一明两暗”或“明三间”)、回字形（俗称“上下对堂”）平面基础上组合成H形、日字形（三间两进）等平面。横向为列，以狭弄（亦称火巷）连接，狭弄则联系街道。住宅普遍为二层，三层亦常见。明代楼层为家庭活动中心，故楼梯设于一侧廊屋内，便于上下。清代活动中心移至楼下，楼梯则多设于堂屋太师壁后，比较隐蔽。楼层有可环行全宅的檐廊，俗称走马楼。明代住宅的祖堂设于楼层明间，厨房、杂物间一般紧贴正屋外墙另建敞棚，作为附属建筑。（链接：按照建筑布局惯例，厨房设置在正屋的西边，称为西司；厕所设置在正屋的东边，称为东司。民间称上厕所为“登东”，源于此方位。）

二、外观朴雅，轮廓丰富。

徽州古民居普遍以高大外墙封闭，采用硬山做法，山墙高出屋面，循屋顶坡度迭落呈水平阶级形，称为封火墙或屏风墙。也有露出双坡屋脊，山墙呈折线变化。山墙还有弓形做法，曲线与水平线柔和相接。称为“观音兜”。一些大型住宅侧面屏风墙层层叠叠，或平行起伏，或垂直交错，水平构图中穿插折线变化，形成连续的韵律节奏和运动趋势，外观生动活泼。住宅正立面强调左右对称，有一套比较程式化的手法。正面墙呈水平直线，或者两侧高墙向中心递降形成井口，这样不仅有利于住宅内部采光通风，而且很自然地将人的视线集中到入口。大门是外墙装饰的重点，一般住宅用门罩，大户家则用门楼。明代门罩以水磨砖叠涩几层线脚挑出墙面，顶上覆以瓦檐，手法简洁。年代稍后的住宅则用水磨砖在门框上部砌成垂花门形状，两垂莲柱间施二枋联系，檐下用砖椽支承，布置疏朗，大方得体。清代门罩在枋间两端兜肚部位大多施以砖雕，枋上亦用砖雕彩画，后期渐趋精细繁琐。门楼较门罩复杂，一般模仿牌楼坊形式，一间三楼或三间五楼，材料有砖、石、木几种。正面外墙几乎不开窗，尤其是底层，这是出于防盗需要。墙上有时开小窗数处，均以水磨砖制框，上部加砖檐，俗称窗眉。外墙抹石灰，清代常用石板砌裙肩，墙角立角柱石，均与墙面砌平。（链接：在街巷空间中，转角处建筑的墙脚石往往导角成45°斜面，体现了徽州古代和谐社会的特点，方便行人，不致因转弯而碰到身体受伤。这种做法称之为“转弯抹角”。）

三、建筑结构的地方特点十分突出

徽州古民居底层与楼层空间高度的变化，随时间往后推移，底层由矮于楼层而渐高于楼层。住宅结构采用木构架，以穿斗式梁架为主。明代，单层建筑梁架下不设天花，梁架构件多有精美的雕刻装饰，称为“露上彻明造”。清代，由于家庭活动中心移到底层，楼层高度逐渐降低，雕饰的重点也移至底层。住宅木构架中的柱子，明代作梭柱形，梭柱从中段开始，向上下两端收杀。清代已很少使用。较小住宅地面用墙砖侧铺，较大住宅以方砖正铺或斜铺。楼面做法，明代一般在梁上架搁栅铺木板，清代大多不用搁栅，而将楼板增厚。不少住宅楼面还铺方砖，具有防火、隔音作用。天井明堂以石板铺地，明代较深，如水池状。有些住宅则在天井居中架石为梁，便于行走。以后逐渐变浅，几与门屋地坪同高。天井四周置盖板明沟，并与住宅下水道相通。外墙砌砖，多为空斗，砖很薄，中间填以碎石泥土。

四、建筑内部木装修精美高雅

住宅中面向天井的前檐是木装修的集中部位，门窗槅扇、楣罩、撑栱、栏杆、飞来椅等都进行了精心处理。由于部位适当，重点突出，雕琢繁简得体，与周围素雅的板壁、粉墙、砖石地面、天井绿化相得益彰，组成了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形成宁静温馨的居住空间。明代在楼层檐柱之间置有座椅，弧形靠背栏杆向外弯曲，位于檐柱外侧，窗扇安装在栏杆上，当地称为飞来椅或美人靠。飞来椅一般将弧形部分划分若干框格，内施壶门装饰，下部衬以素净裙板，裙板上垂直的护缝条与上部框格的水平线条互相对比，繁简相映成趣，装饰效果十分突出。清代楼层活动减少，飞来椅不是必设的构件，而廊屋槅扇门、厢房窗栏、檐廊楣罩等则成为装饰重点。厢房窗口下部的窗栏多嵌有雕刻精致的花板，两廊屋设置槅扇门，工匠在门扇上刻意组织棂格图案，精心雕饰裙板、绦环板，构图华美，文化气息很浓。不少清代住宅还在堂、厢之前的檐廊处装饰挂落、飞罩、撑栱，加强堂屋严整华丽的艺术效果。徽州木雕蕴艺术匠心于施工构造之中，它在民居建筑装饰上的大量使用，使建筑面貌的地方特色更加丰富。住宅大门一般不作雕饰，常见的是在木门上贴水磨方砖或包铁皮，以圆头铁钉固定。住宅内隔断，明代主要为木版墙和编苇夹泥墙。木版墙有屏门，“一板一栨”等做法。编苇夹泥墙则用芦苇编成壁体，两面涂以灰泥。至清代，隔断多为木屏门，或木版、砖墙混用，有些还饰以水磨砖框。漏窗、景门在住宅中到处可见，材料多主要采用水磨砖，也有木、石、琉璃等。明代不加髹漆，清代一些采用名贵木材的住宅亦多不施漆，外观平淡简朴，却极富自然之美。